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对象世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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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与对象世界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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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在意识形成与对象世界建构中起到核心作用。语言并非单纯为既定对象赋予名称的工具，而是构建对象世界、塑造认知的根本手段。语言不仅塑造了理论性世界观，也在实践和伦理意志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个体的社会世界、幻想世界同样依赖语言而生成。语言并非一种简单的再现，而是一种创造性构型力量，贯穿于人类认知与精神活动的各个层面。

关键词：语言；对象世界；精神；建构

作者：恩斯特·卡西尔，德国哲学家、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文化哲学与符号哲学思想家之一。

译者：仇卫平，哲学博士，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本文载《哲学分析》202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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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那些通过彼此结合与相互渗透建构起我们心灵与精神实在之形态的诸多功能时，对于这些功能的理论阐释便呈现出双重路径：我们既可以将这些功能理解为本质上是摹仿性的（abbildend），因而是次生的表现；也可以视其为原型性的、初始的精神创造力。若采纳前一种观点，便是预设这些精神功能所指涉的“世界”或“实在”，其存在本身及其结构皆为既定，人类精神仅需被动接受并占有这一实在。“外在”的实存物唯有通过某种方式“进入”意识，方能转化为内在之存在，而这一转化本身，并未赋予它任何新的本质属性。世界在意识中得到映现，然而，这种映现越是纯粹忠实，就越是仅仅复现那些对象所固有、已被界定的本质规定。这种摹仿特性——亦即复现性特质——正是我们得以归诸认知、艺术与语言的本质规定，并据此理解它们的意义与作用。然而，哲学史，尤其是认识论的发展，早已揭示出这种观点与思维方式的缺陷及其根本局限性。自康德提出“哥白尼式转向”以来，至少在认识批判领域，人们愈加确信单纯的知识摹写论不仅无法揭示认知的本质，更无法穷尽其全部意义。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关键论述中指出：“杂多之联结，绝不可能经由感官经验而获得；相反，它实乃表象能力（Vorstellungskraft）的自发性活动。”康德将这种活动称为“综合”：“由此同时表明，任何我们自己没有事先联结起来的东西，我们便无法将其表象为在客体中被联结了的，而且在一切表象之中，联结是唯一一个不能通过对象给予，而只能由主体自身完成的活动，因为它是主体自发性的一个行为。”（B130）如同理论认知一样，我们必须为精神形态的每种模式与基本方向预设这样一种“综合”及相应的“自发性行为”。这一原则适用于所有纯粹的图像功能——无论是对于世界的认识，还是通过语言和艺术实现的世界观照与形构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即便我们仍倾向于将认知、艺术与语言视为对世界的单纯映照，我们也必须始终意识到，每一面“镜子”所生成的映像，并不仅仅取决于被映照对象的本质，更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本质。这些映像并非仅仅重复了对象中已给出的图式性轮廓，而是蕴含了一种原初的建构行为。它不是纯粹的摹本，而是一种本源的精神构型力量的表达。因此，语言、艺术与认识形式所建构出的世界图像，正是人类精神通过符号形式对宇宙的呈现——亦即莱布尼茨所说的“活的镜子”：它们并非只是被动的接收者和记录器，而是精神的创造性行为——每一个这样的原初行为，都为我们建构出一个特定而崭新的轮廓——一个被规定的对象性视域。它们并非源自既定对象，而是在意识指向对象的过程中，构成了对象之所以可能的前提条件。对于艺术对象，尤其是审美对象而言，只要我们对不同艺术形式的构形模式与表现方式加以比较，这种深层关系便会清晰地显现出来。造型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中的构形并不是预设了某种特定的图像——仿佛有一个既定的直观空间模板作为基础，然后将各自的对象填入其中；恰恰相反，艺术的空间性并不是在一个预成的空间中被动展开的，而是必须通过艺术本身的创造性力量去开辟。每一种艺术形式都拥有其自身独特的空间建构方式。因此，造型艺术所形成的空间，并非对某种固定存在的空间结构的简单转换或描摹，而是通往空间的路径；换句话说，它们并不是机械地再现事物间既有的“空间分布”，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空间构形器官。正如阿道夫·希尔德布兰特（Adolf Hildebrandt）所指出的，只有在回归到其空间构造的有机原理时，造型艺术中的“形式”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自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这位深受康德影响的哲学家——洞见了语言批判哲学的问题，并首次勾勒出其系统性纲领以来，这一基本关系在语言领域也已得到阐明与确立。洪堡提出，那种认为不同语言不过是用不同名称指称同一套独立存在的对象与概念的观念，对语言研究是非常不利的。他主张，必须具体分析每一种个别语言，方能揭示语言本身如何参与对象性表象的构建过程，以及它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式。洪堡认为，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音响或符号层面，更深刻地体现为世界观的差异。“语言的形成与使用，必然带有主体对对象感知的整体方式。因为词语正是由这种感知产生的，它不是对象本身的摹印，而是对象在心灵中所生成的图像的摹印。”

洪堡试图将语言的形式追溯至心灵中的某些基本形式与根本态度，而这一尝试同时也为心理学提出了一项新的任务。然而，纵观19个世纪心理学的整体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心理学对这一任务的回应始终犹豫不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诚然，心理学并未局限于个体心理学的范围，而是进一步扩展至民族心理学的探讨，并一度认为在为这门新学科奠定基础、进行初步建构的过程中，语言研究也由此获得了坚实可靠的理论支撑。然而，在民族心理学框架下展开的所有语言研究在方法论上均存在明显缺陷，并且体现出某种共同的局限性。在此背景下，语言分析主要依赖两个基本概念，而这两个概念曾在整个19世纪心理学的发展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民族心理学奠基者拉扎勒斯（Lazarus）与施泰因塔尔（Steinthal）的理论体系中，赫尔巴特（Herbart）的“统觉”概念始终处于核心位置，它被视为通向语言现象世界的真正钥匙。尽管冯特在诸多方面已超越了这一早期路径，但在诸如语言意义及其演变等核心问题上，仍受制于联想心理学的传统框架，未能突破其根本局限。直到现代心理学的兴起，人们才逐渐认识到无论是赫尔巴特的“统觉”概念，还是冯特的“联想”理论，都无法真正揭示“综合”的本质——“综合”恰恰构成了每一个原初语言行为的核心特征。民族心理学本质上仍属于要素心理学的范畴——它同样追求那种古老的“自然分解术”认知理想：认为将整体各部分之间的“精神纽带”拆解得越彻底，就越能牢固而确定地把握这些部分。当今心理学界几乎已普遍摒弃了这一理想。如今我们不再相信，通过将心理构造物和心理整体还原为若干要素，就能真正理解它们的本质。然而，从这种否定性的洞见到真正攻克语言问题，仍有漫漫长路。因为这里很快又浮现出一个新的方法论难题。洪堡早已指出，语言的真正定义必然是“发生学的”。要理解语言，我们不能止于其既定形式，而必须追溯其形式生成的内在法则；不能将语言视为某种完成态的产物，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持续生成的过程，一种精神永不停歇、不断重复的创造性劳作。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才能真正理解这种生成性的语言活动？如何从“语言产物”回溯至“语言过程”？现有的心理学方法在这一点上显得格外无力。无论是实验还是自我观察，都无法为我们提供一条可靠的进路，因为它们本身已置身于一个由语言所建构的世界之中。它们以语言为前提，却无法在某种意义上捕捉语言处于“生成状态”时的真实样态。即便是实验者与受试者之间的互动，以及一切理解活动，也都只能借助语言这一中介得以实现。类似地，所有自我观察和对内在状态的认知，也远比我们通常所意识到的更深地受制于语言，并始终依赖语言才能得以表达。不仅如柏拉图所言，思维是“灵魂与自身的对话”，这种与语言的内在联系及其不可分割的交融性，更一直延伸至感知与直观的层面，乃至情感的最深处。就现代思维心理学而言，赫尼格斯瓦尔德（Hoenigswald）甚至将“思维的语言依附性”确立为其根本指导原则。那么，当语言已成为一切心理认知与理解活动的媒介时，我们又如何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把握语言本身？在这种情境下，没有直接的路径可循，只有间接的方式能够引导我们走向目标：我们只能从已然成形之物，追溯至其成形的原则——亦即从“被赋形的形式”回溯到“赋形的形式”。如果我们能够揭示一个本质上依赖于语言的心理领域，那么或许可以通过研究它的结构，间接获得语言如何生成与发展的线索。或许，我们可以从语言的演化过程中，发现其所遵循的建构与形成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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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心理领域中存在这样一个层面——语言的基本功能与对象性表象（gegenständliches Vorstellen）之间存在着本质且必然的关联。对象性表象并非语言生成的起点，而是其终点；它不是语言活动的出发点，而是语言生成过程的归宿。语言并非进入一个已然完成的对象性直观世界，只是将“名称”作为纯粹外在和任意的符号，附加于那些既定且清晰划分的个别事物之上。相反，语言本身就是对象生成的手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通向并建构一个纯粹“对象世界”的最根本、最卓越的工具。若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对这一命题展开系统论证，则远远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因此，本文拟借助心理学领域的几个典型案例加以说明。当代心理学对“对象性表象”的问题已有了更明确而深入的理解。它不再将其视为心理活动中理所当然、可直接接受的既成事实，而是日益认识到，这正是心理分析所必须正面回应的一个根本课题。现代发展心理学也已指出，并非所有的意识活动都遵循对象性理解的路径。尤其是，动物的表象世界尚不具备将感知印象转化为“对象性”表象的能力，也缺乏那种对我们理解实在至关重要的对象恒常性与对象同一性原则。无论是采用海因茨·维尔纳（Heinz Werner）所提出的“弥散式感知”理论，还是借助汉斯·福尔克特（Hans Volkelt）所谓的“复合性质”来界定动物的感知模式，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出动物的直观世界与人类所特有的对象性直观方式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尽管这一界限在具体形态上尚难明确划定，但根据我们对动物生存方式的整体研究，其间的分野已毋庸置疑。尤克斯屈尔（Jakob von Uexküll）的相关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尤为关键。他揭示出，每种动物都拥有其独特的“周围世界”与“内在世界”，并始终生活在与其生存结构相适应的特定环境中。然而，动物在生存空间中活动，并不意味着它们具备对该空间的认知把握能力。它们虽生活其中，却无法在意识中将自身从这一空间中分离出来并加以客观对立；更无法在意识中将自身整合为一个具有确定结构与统一性的整体。动物的空间始终停留在“行动—效应空间”的层面，尚未上升为“表象空间”或“表现空间”。正是这种局限性，造成了动物世界特有的封闭性与狭隘性。尤克斯屈尔曾以生动的比喻对此加以说明：尤其是低等动物，它们安然自处于其环境之中，就如同婴儿安卧于摇篮之中。“环境的刺激……构成一道坚固的屏障，如同一座动物自己建造的围墙，将其包围其中，并将整个外部世界排除在外。”但是，这道防护性的围墙同时也是它们的牢笼。唯有当动物的生存经验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活动、“行动”与“反应”层面，而是发展出表现（Darstellung）的能力，从而迈入知识生成的初始阶段时，它们才有可能突破这道屏障，走出封闭的认知牢笼。在这一转变中，整个生命视域将骤然发生变化——原本纯粹的行动空间被转换为观照的场域，行动的圈域则开显为意识的视界。在这个向全新存在类型的转变过程中，语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语言的发展似乎确实存在这样一个阶段，在那里，这一突破几乎是可以直接感知的——仿佛触手可及。儿童语言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当儿童的语言符号意识首次觉醒时，其思维便经历了一场决定性的“革命”。斯特恩曾如此描述这一觉醒：“儿童不仅使用词语作为符号，而且意识到词语就是符号，并不断寻找新的词语。这时，儿童完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即每一个对象都恒常地对应着一个象征它的声音组合，这一声音组合可用于命名和交流。换言之，每一样事物都有一个名字。”正是在此刻，儿童的内心萌发出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渴望知道每样事物的名称，并且这种“对名称的渴望”通过不断发问表现出来。正如研究者所指出，儿童身上甚至会出现一种“命名狂热”的现象。然而，在我看来，若仅将这种冲动理解为一种智性好奇心，那么无论在心理学层面还是发展机制上，都是不充分且不准确的。儿童的求知欲并非出于对“名称”本身的兴趣，而是此刻他需要一个可用的名称——一个可以用来获得并固定特定对象性表象的工具。一些心理学家指出，这一语言阶段在智力发展中的意义，堪比学会行走在身体发育中的巨大飞跃。正如学步的儿童不再被动等待外界事物靠近自己，开始发问的儿童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认知能力——他能够主动介入世界并以语言为媒介自主地建构世界。如果进一步类比，可以说，名称及其认知功能，就如同在学步阶段牵引孩子前行的手，或给予支撑的拐杖。孩童借由名称的牵引，摸索着通往对象表象的道路。因为对于儿童而言，这种表象绝非某种已然确定的存在——它恰恰需要被获取和巩固。而在此过程中，名称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据我观察，儿童追问名称有一个显著特征，即他们从不询问某物“叫什么”，而总是追问某物“是什么”。也就是说，儿童的关注点并不在于命名行为本身，事实上他们尚未将这种指称行为作为独立的活动来认识。甚至在许多原始民族的语言意识中，也呈现出类似的特征：“词”与“物”之间尚未划出明确界线。词语反而被视为对象的内在实在，甚至构成对象本质的一部分。同样，儿童对名称的探求，并非出于对符号本身的好奇，而是为了通过名称在某种意义上将该对象据为己有。在儿童的经验世界中，物与名处于一种深度共生的关系之中。我们虽然难以直接观察到这种共生的心理过程，但只要把握住一切对象性表象所指向的最终目标，就能对其有所理解——这一目标，正是精神的统一建构。正如康德所言：“我们认识对象，是在我们于直观杂多中产生出了综合统一性的时候。”而语言，正是促成这种综合统一的关键要素。自古希腊智者学派以来，直至弗里茨·毛特纳（Fritz Mauthner）的语言批判，怀疑论者始终坚持认为语言仅以单一名称指称纷繁多变的印象或表象，这是语言的一个根本缺陷。因为在命名过程中，现实世界的无限丰富、差异、具体与生动便被抹平，最终只剩下抽象而空洞的语词图式。然而，若进一步深入思考，我们就会发现这种常被诟病为语言“缺陷”的特性，恰恰正是语言的根本优势。正因如此，语言才能在精神上达成对多样性的全新“综观”，实现柏拉图所谓“合思于一”的整合视域，而这正是理念直观的基本前提。例如，我们从正面、背面或侧面观察一座房子，或在不同角度、不同光照条件下观看一个物体，所获得的感知体验显然彼此迥异。然而，随着语言的发展，在名称学习的过程中，这些体验便逐渐被统一到一个符号之下，从而彼此之间建立起新的联系，进入一种更高层次的结构关系。多样表象因名称的统一而聚合，异质现象则借助同一符号结构获得形式上的统一。正是基于这种关联，它们才被诠释为同一“对象”的不同“投影”或“侧面”。而当这一“命名功能”因病理障碍而受损时，对象统一性也会减弱。统一性被割裂为个别性，原本闭合、有序的范畴结构被打散为一种彼此无涉的、杂乱无章的多样性。戈尔茨坦（Goldstein）与盖尔布（Gelb）曾描述过一例色名失语症，该病例生动展现了这一断裂：患者失去了使用诸如“红”“黄”等基本颜色词的能力，其视觉经验亦随之发生变化。尽管他仍能敏锐地区分最细微的色差，却无法将这些色调纳入既定的颜色范畴，也无法归入特定的基本色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所经验到的色彩世界确实更加丰富而具体——用戈尔茨坦与盖尔布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更为“多彩缤纷”的世界。但这种丰富性，是以牺牲统一性、分类性与组织性为代价的。若理解无误，这一特殊病例其实暗含着某种普遍性的认识启示。黑德（Head）在其关于失语症的研究中指出，语言能力即便尚未完全丧失，但一旦受损，对应的表象结构与直观经验也会随之发生典型变化。患者往往倾向于使用具象语言，而非抽象称谓；他们更像是在“描绘”对象，而非“命名”对象。这些现象揭示出，语言行为的形式及其基本取向与对象性理解方式之间存在深层的结构性关联：其中一者的改变必然牵动另一者的改变。

（一）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已进入一个关键领域——除了生物学与发展心理学之外，它对解答我们的核心问题具有决定性意义。鉴于资深专家已专门阐述过语言病理学的基本事实，本文不再赘述细节，仅强调其中一个核心议题。失语症研究的先驱杰克逊（Jackson）早已指出，仅凭记录患者的词汇量并不能真正理解失语症的问题所在。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患者掌握了多少词汇，而在于其使用词汇的方式。他认为，失语症的本质并非特定词语或词类的缺失，而是丧失了赋予词语以真正命题价值的能力。也就是说，失语症所造成的语言损伤，实质上是一种建构述谓性语句能力的削弱或丧失——无法形成关于对象之存在、性质或状态的完整语句。这一事实再次凸显了“陈述”这一语言形式与我们思维中广义的逻辑—对象性取向之间的深层关联。唯有借助语言，思维才能获得最高程度的客观规定性：正是凭借语言，思维才得以表达纯粹的实事状态。述谓性，即命题性“句子”，成为某种对象性设定及其模式的载体。通过这种设定，真正客观的世界图景才得以生成。然而，一旦语言功能受损，对象性直观也将退化至更低的层次。即便直接使用对象的能力尚未丧失，甚至在相当程度上得以保留，我们仍无法把握其纯粹的“存在”，也无法明确其“存在样态”。此时，尽管我们可以正确地操作对象，却无法将其清晰地呈现于意识中，或将其从经验中抽离，以构成一种明确的“对置”关系。这一点在空间观念的形成中尤为明显。某些失语症患者的空间定向能力并未受到显著破坏，他们不仅能在熟悉的环境中自如行动，还能准确记得日常物品的摆放位置，甚至表现出超常的空间记忆力。但深入观察表明，此类患者的空间直观已发生本质性转变。他们的空间认知仍停留在纯粹的“行动—行为空间”层面，未能上升为纯粹的图像空间或表象空间。这类患者虽能基本正确地“在”空间中完成操作，却丧失了将空间作为整体，或将其部分结构加以再现的能力。他们往往能准确完成从医院返家的复杂路线，却无法描述该路线或在地图上予以指认。在日常生活中，他们通常不会混淆物体之间的位置关系，例如房间内桌子、椅子与床的相对位置；却不能将这些空间关系在一张简单的示意图上标示出来。由此可见，语言能力的变化总是伴随着“整体世界图景”的某种结构性改变。对象性由此获得了另一种“面相”。简而言之，借用海德格尔的术语来说，对象从“在手状态”（Vorhandenheit）退回到单纯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的维度。这一变化尤为显著地表现为，患者在指称对象时不再使用“物名”，而是以其功能进行描述。比如，他说不出“刀”这个词，却能指出那是“一种用来切割”的东西。所有这些现象，都共同揭示了一个对心理学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二）此外，语言这种内在的对象化力量，即进行“客观”规定与区隔的能力，还体现在另一个根本维度上。语言不仅服务于纯粹理论性世界图景的建构，在实践—伦理领域，即意志世界的塑造中，同样展现出强大的力量。一旦进入语言的“魔力圈”，即便是情感与意志中的“自我”，也将发生深刻变化。我们在此同样观察到一种基本关系：语言不仅是情感与意志冲动的表达工具，它本身就是情感—意志生活得以塑造的核心机制。正是通过语言，情感与意志才得以形成，并进一步升华为一种具有明确人类形式的精神结构。如同“表象世界”一样，意志世界在相当程度上亦是语言的构造物。语言不仅是思想、情感与意志交流的媒介，更以一种积极、建构性的方式参与了意志意识的形成。正是通过语言所带来的那种独特的“内在调谐”，这一意识才获得其圆满的形态和特有的现实性。最初的语音表达仍完全处于情感的支配之下。它们由有机体受外界刺激作用而引发，并直接宣泄着这种刺激造成的原初震颤。情感通过叫喊、痛呼或欢呼得以释放；但在此类外显过程中，其本质在初始阶段仍未改变。情感以剧烈而爆发的方式向外突破，却仅在这种外显过程中得到简单延续，未能同时经历形态转变与质性转化。然而，当语言本身升华至其最高精神形式之际，即从单纯“表达”阶段过渡到“陈述”与真正“表现/呈现”阶段时，这一状态便发生根本改变。因为通过语言把握与呈现的情感，已不再是它原初的样态，而是经历了某种变形与转生。正如威廉·冯·洪堡所指出：“主观活动在思维中建构出一个对象。任何类型的表象，都不能被视作对既有对象的被动静观。感官活动必须与精神的内在行动综合联结，而表象正是从这种联结中挣脱出来，成为一个相对于主体的客体，并作为被重新感知的对象返回主体之中。然而，语言在这一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正是通过语言，精神追求通过唇齿得以外化，其生成物又返归至聆听的自我。由此，表象被转化为现实的客观性，却并未因此失去其主观性根基。唯有语言能实现这种转化；若缺乏这种——即便在沉默中仍持续运作的——语言参与下的'向客体转化又复归主体’的辩证运动，则概念的形成及一切真正的思维皆无可能。”洪堡在此论述了语言在思想生成与形构中的决定性作用，即对狭义精神理论能力的意义。这一基本立场同样适用于实践性的自我意识，即那个在意志与行动中自我确证并显现的“我”。这种自我意识并非先天存在，而是必须在精神层面主动建构。在这一构建过程中，语言所实现的“客观性”同样不可或缺。唯有当“我”能够在自身表达所构成的镜像中把握自身时，它才真正进入一种“观照焦点”之中。因为，每当“我”表达其内在状态的同时，这种表达也总是伴随着一种新的聆听方式——一种对自身状态的特定察觉方式，一种对“自己”说出的内容的“谛听”。而这种“聆听”最终导向某种“顺从”的姿态，它既不同于单纯的屈服，亦迥异于对情感的绝对臣服。随着情绪学会表达自身，并在这种表达中意识到自身，它便逐渐失去了对自我所施加的那种直接的、压倒性的强制力量。当它在语言表达中实现对自身的“反思”时，这种反思也反过来作用于整个意识结构。这时产生的，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反思”，更是一种实践性的转向。这种转向，正是赫尔德在《论语言的起源》中所强调的语言形成过程中精神发展的关键转折。情感的语言化构型抑制了其过早的、纯粹运动性的爆发，以及对其无节制地沉溺。语言的发展逐步揭示出这一根本性的作用。儿童语言研究者普遍认为，幼儿最初的语言表达远未达到任何“客观”呈现的层面。这些（儿童）语言表达既不命名任何“对象”，也不指称对象间的关系，既不陈述事物的存在，也不描述事态的特定样态。相反，它们完全在自我本真存在状态的圈域中运作——通过语音使这些状态得以外显。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从“意动阶段”到“陈述阶段”的逐步过渡。正如斯特恩（Stern）所言：“推动最初词语跨越语言门槛的关键动因，正是其所蕴含的情感色彩。”而这与儿童的整体心理结构密切相关——快乐与痛苦、欲求与抗拒主导着儿童的心理活动，此时它们尚未具备抽象命名与客观陈述的能力。总体而言，儿童是“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因此，情感冲动与直接需求构成了语音形成的最初且最根本的动力，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持续影响着语言的发展。儿童对语音的区分过程，与其本能及欲望的分化过程同步展开。然而，随着“语言”在儿童意识中的觉醒、符号意识的萌发，单纯的情感驱动逐渐退居次位。意识不再完全受制于情感，而是开始受到理性力量的调节与平衡。由于语言哲学长期以来始终围绕纯粹思维和理论认知结构展开，迄今为止仅能部分地澄清这些问题。相较之下，这一问题在伦理学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呈现。自古希腊以来，各伦理学派始终强调情感必须服从于“逻各斯”的法则与命令，并将此视为哲学的基本原则和伦理的核心规范。早期思想家对Logos的本义及其与语言的内在关联有着深刻的理解。他们将情感视为纯粹感性的激情，主张借助ratio（即体现在语言中的理性力量）来抗衡其冲动。他们认为，约束情感的根本方式正在于促使情感表达自身，从而将其纳入语言所体现的理性裁决之下。这种“自我言说”的必要性——给予理由——构成了苏格拉底伦理学思想的核心原则，并由他传授给柏拉图。苏格拉底所倡导的“归纳法”与“助产术”，正是一种使意识被“带入言说”的方法，目的是在言说中确证意识所固有的、自发的精神能动性。由此，人类借助语言，不仅获得了驾驭事物、把握客观实在的能力，也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统驭之力。起初，儿童几乎完全依赖语词来掌控事物。唯有借助词语，儿童才能获得所需的支持与帮助。当他逐渐意识到语言的媒介功能，并学会主动运用语言时，这种能力的增强反过来又深刻影响着意识的结构。语言既是把握外部世界的工具，同时也是掌控自身的手段，最终更发展为真正意义上的思维—伦理器官。意识正是在这样一个双向的、辩证的过程中，逐步获得了对“存在”的把握。主体唯有设法将存在——无论是“外在”的存在，还是“内在”的存在——从自身中抽离，并置于恰当的“距离”之外，才能真正使其成为意识的对象。而语言在获得这种新“视角”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根本性作用。语言并不能直接把握或占有对象，它只能通过符号性指称这一纯粹的精神中介行为，实现对对象的意义建构与认知把握。因此，语言将那种直接占有对象的冲动，引导向一个全然不同的维度——一个由符号构成的世界。在语言中，吸引与排斥的力量始终保持着一种理想的张力。将事物拉近并纳入“我”的领域的冲动，必然遭遇另一种相反的驱力——将事物从“我”中抽离，置于“我”之外，并使之在意识中呈现为可感、可知的对象——的抗衡。因此，语言中那种“吸引”的力量始终与“抽离”的力量形成制衡：语言对事物的趋近，同时也是对它们的背离或疏离。正是这两种过程的相互作用，构成并赋予了语言所特有的那种精神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而这正是语言的本质特征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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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外部”的对象世界与个体自身的“我”的世界之外，尚存在一个由语言所开启并持续塑造的社会世界。个体对客观性的认知，并非始于对“物”的感知；事实上，在“物”以对象形式呈现之前，“你”的世界首先显现在意识视野之中。这种面向“你”的关系是最初的、最原始的，并具有极强的主导性。正因如此，在相当长的一个发展阶段内个体无法直接把握纯粹的“事物”，外部存在必须以“你”的形式才能出现在意识中并获得清晰的界定。唯有借助语言，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共存”与“共生”的关系。语言，是一切共同体意识的曙光。即便是共同体意识发展的最高形式与最精微层面，依然浸润在语言的光辉之中。威廉·冯·洪堡在其语言哲学的基本构想中阐明了这一关系，并深刻揭示了其本质内涵。他写道：“在人类心灵深处激荡的一切，尤其是在语言之中，不仅蕴含着对统一与整体的追求，还有一种模糊的预感，甚至是一种深刻的内在信念：尽管人类在现实中千差万别，但在本质与终极归属上依然不可分割，终究是一体的……个体性的存在带来了分化，也正是这种分化，唤醒了对统一的深层感知与渴望，甚至成为（至少在理念上）促成统一的手段……因为人类内在地渴望整体与统一，始终希冀超越个体性的局限；但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如那位巨人，唯有接触大地母亲才能获得力量——人类也唯有立足于个体性，才能在更高层次的追求中强化自身的存在。于是，人类不断在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追求中持续前行。正是在这一过程之中，语言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它既促成个体化，又成为个体间联结之纽带，并且恰恰是在最具个体性的表达之中，蕴含了通向普遍理解的可能性。这种促使人类精神趋于一致的内在力量，也推动着人类在外部世界中形成社会性联结。无论个体身处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生存，他都不过是人类整体中的一个断裂片段。而语言则维系并见证着这一永恒的联结——它既承载着个体的命运，也引领着人类历史的进程。”事实上，语言的习得过程本身就已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语言并非一种可被直接继承的既定能力，而是一种必须通过个体持续努力才能真正掌握的创造性活动。凭借单纯的“模仿”并不足以掌握语言；语言的学习始终是一个重新创造、主动建构的过程。严格来说，并不存在某种通用的“儿童语言”，因为每个孩子所说的，最初都是属于他自己的语言，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这种个体化状态。然而，这些看似固执的表达之中，实则已孕育并显现出语言的整体性取向。起初，言语只是自我表达的工具，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活动；随着个体的发展，这种表达逐渐被交流的意愿所引导，并最终趋向于对普遍性的追求。随着语言能力的发展，儿童日益清晰地意识到存在一种“更正确”的语言使用方式——一种被普遍认可、具有客观效力的表达规范。这种对“正确性”的认识，即语言的规范意识，正是儿童在精神觉醒过程中最早的也是最关键的关于“规范性”的体验之一。也正是在逐步掌握语言规则、理解词语“普遍意义”的过程中，儿童最直接、最切身地体验到了社会约束的根本特征——规范性本身。个体在不断编织语言之网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这张网并非凭一己之力所能织成，而是必须依赖于整体的协作。唯有众人共同参与，才能真正生成语言；也正因如此，语言成为所有共同建构者之间最牢固的精神纽带。儿童越来越强烈地询问事物名称的倾向，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因为“提问”——这种期盼回应、呼唤回答、要求确认的行为——或许正是最精微的社会联结形式之一。它不仅是一种实践性的互动，更是一种精神性与心灵层面的联结。通过提问，个体所表达的不再是单纯的情绪冲动，或对现实援助的直接诉求，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精神性回应的渴望。从情绪性呐喊向有意识的提问的转变，或许正是人类意识建构历程中最关键的一次跃迁。正是在这一刻，人类的表达超越了生理本能，迈向了精神的自由。提问标志着一种新的渴望的出现——不再满足于占有事物，而是开始追求对事物的认知。提问，正是所有真正“求知欲”的原初形式。当儿童开始询问事物的名称时，他便已然踏入认知世界之门；而当他开始追问“为什么”时，便已达到了精神发展的一个高峰。此时，尽管他尚未把握可知之物的具体内容，却已然具备了一种纯粹的认知形式。“它是什么”“为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初步勾勒出整个认知领域的基本框架，为他提供了一个通向世界的综观视角。这些提问在某种程度上划定了可知、可问以及值得探究之物的边界。而在从“是什么”向“为什么”过渡的过程中，个体的社会意识亦随之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提问与回答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社会性联结——一种不同于命令与服从、同意与否定的关系模式。可以说，儿童最初的语言，仅是“愿望与需求”的表达；在这一阶段，语言几乎只是“满足基本需求的沟通工具”。然而，提问这一新的表达形式同时也开启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它构成了个体之间首个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性联结，使共同体成员得以在认知层面实现交流与互动。从纯粹心理学的角度也可以证实这一点：语言在获得客观性特征的同时，个体的行为也日益受到社会关系的涵摄与规范。“随着语言对客体世界（Objektwelt）的征服，人的行为也愈加被主观意识赋予意义。”这种相互作用极为深刻：社会意识的早期形态几乎完全依赖语言的中介作用而得以生成。一旦语言的联结中断，个体便脱离了语言共同体，也就被排除在社会共同体之外。事实上，那些无法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往往被视为完全的“异邦人”——正如古人所谓的“蛮夷”，与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伦理或人性的纽带。即便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一旦其言语无法为共同体所理解，也会立刻被视为“蛮夷”。正如奥维德（Ovid）在《哀歌集》（Tristia ex Ponto）中所写：“此地我成蛮夷，只因无人解我之言。”人类历史昭示我们：要把握一种超越语言疆界的共同体理念，即不依赖特定语言维系与塑造的普遍的人文理想（Humanitas），始终需要艰难的精神与道德探索。这种“人性”（Humanität）的理念虽然超越了语言的疆界，但语言是通往它的必经之路，是达成这一理念的一个必要阶段。

唯有把握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我们才能真正领悟语言在意识建构中的核心作用：语言不仅参与了客体世界的建构，即感知世界与对象性直观的世界；它对于纯粹幻想世界的建构，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在意识发展的早期阶段，诸如“想象”与“现实”、“图像”与“事物”、“所表象的”与“经验实在”等对立范畴尚未形成明确的区分。正是随着分析性思维的逐步发展，这种区分才逐渐确立，并随着分析能力的增强而日益清晰和明确。至少在儿童游戏世界的初始阶段，仍然完全体现出一种未加区分的状态。就我所知，当代儿童心理学对所谓“幻想游戏”的解释仍存在显著分歧，学界至今尚未就其真正“意义”达成共识。有人提出疑问：这类游戏中是否真的存在幻象？儿童是否将游戏中的情节当作真实的？抑或游戏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表演活动，孩子的任务主要是为人物和物品安排角色？然而在我看来，之所以难以对此类问题作出明确判断，原因在于问题设定本身就存在根本缺陷。心理学在此面临着一个典型的困境，极易陷入方法论上的幻觉，即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批评的“心理学家谬误”。他深刻地指出：“心理学家最大的陷阱，在于将自身的观察视角与其所研究的心理事实本身的视角相混淆。我将此称为典型的'心理学家谬误’……其中一个常见表现，就是假定某一心理状态必然以心理学家所理解的方式被意识到。”在我看来，这一批评尖锐地揭示出观察与分析型心理学家所常犯的错误：当他们追问儿童游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拟人化行为中究竟有多少是“严肃对待”的，又有多少仅仅属于“纯粹游戏”时，他们便已经落入误区。游戏现象本身无法对此给出明确答案；而心理学分析加诸游戏的种种区分方式，在其原初状态中并不存在，对游戏本身而言是完全陌生的。造成这种“陌生感”的根本原因，在于游戏所体现出一种独特的融合现象，即“图像”与“事物”、“现实”与“表象”之间的共生关系。这种融合不仅源于人们常提及的神话性幻想，同时也深植于语言性的幻想之中——正是这两类幻想的交织共在，构成了儿童拟人化倾向的深层根基。正如一切“原初”精神意识形态中所体现的那样，语言与神话在儿童的游戏世界中始终密切协作；唯有借由语言与神话的交融与互动，这些精神形态才得以显现于意识之中，并获得清晰的呈现。然而，如果试图追问语言与神话这两种功能，究竟哪一种是主动的、哪一种是被动的；或哪一种是原初的、哪一种是派生的——在此几乎无从谈起。因为二者始终处于相互渗透、交融不分的状态，而这种深层的共在关系，正是唯一可以被确证的根本特征。如果我们将这一观点应用于儿童意识的结构与发展过程，便会发现语言与神话在儿童意识中展现出双重规定性与双重面貌。儿童之所以能够将世界视为一个与自我相关并且可理解的整体，正是因为他始终通过语言与世界保持着持续而紧密的联系。在儿童眼中，万物仿佛皆有灵性，一切事物都在“对他说话”——它们通过语言传达自身的存在，并对他的问题作出回应。正是借助语言，儿童不仅与人类世界建立起联系，也与物的世界建立起关系。因为在他看来，身边的一切都在以某种方式“与他对话”。如同德语中所说，事物向他提出“诉求”（in Anspruch），这意味着，它们与儿童建立起一种语言共同体。而对于儿童而言，这种共同体是一种真正的生命共同体。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甚至可以提出一个悖论性的命题：儿童并非认为事物有生命才与之对话；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与事物进行了交谈，才将它们视为有生命的存在。对儿童而言，事物并不是那些仅仅产生物理效应的客体，而是与他对立、相对的存在，是在对话中作出回应的“他者”。他期待回应，向这些事物“索求”回应：而正是在这样的回应中，事物与“我”之间才真正建立起一种交互关系。纯粹的“物性关系”与真正的精神—心灵关系、“我—你”关系，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恰恰在于：只有后者才具有真正的相互性与完全可逆性。物与我之间，无论建立起怎样的联系，它们在本质上始终是彼此异质的；持续的相互作用与关联并不能消除彼此之间的本质性差异。“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世界，始终如“我”与“非我”那般彼此对立而存在。一旦这类纯粹的“物性关系”成为主导并在意识中占据上风，世界便最终沦为纯粹的物质对象。它可以被驾驭、被意志所控制，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征服式的掌控，世界对人沉默了——它不再说话，不再回应。真正的言说，只存在于彼此“对应”的关系中；只有当对话者面向彼此、并处于对等位置时，才会产生真正的交流。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即使在表达纯粹客观关系时，它仍保留着这些关系所源出的那种基本回应结构的痕迹。德语中的“sich entsprechen”（彼此相应）以及法语中的“se répondre”（相互回应）都显示出，事物之间的关系最初是以言语中的回应关系为模型而被理解与建构的。就此而言，儿童游戏的一个根本特征就是，它将我们带入一个“物—我”关系与“我—你”关系尚未分化的世界。在这里，语言与游戏深度交织、相互生成。几乎没有哪种儿童游戏是完全“无声”的。几乎所有游戏都内含语言活动，由语言赋予生命，并依赖语言得以展开。外在的言语表达更是其不可或缺的核心环节——没有语言，游戏便难以顺利进行，其意义也难以完整显现。语言不仅是游戏的伴随现象，更是其内在的推动力量。游戏之所以迷人，很大程度上正源于“讲述故事的乐趣”；二者从一开始便交织在一起。儿童拥有如艺术家般的想象力，会为身边的一切事物披上童话般绚丽的外衣，赋予其独特的精神印记。这个童话世界既由图像构成，也由语言所塑造。语言赋予图像以生命，图像又反过来丰富语言的表现力；二者彼此交融，共同生发。儿童的拟人化思维植根于语言所促成并持续滋养的语言性拟人化之中。它建立在一种未曾被怀疑或削弱的感受之上——我们之所以能够直接感知事物，是因为我们拥有与之“沟通”的手段，通过提问与回答，我们得以与事物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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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语言对于建构表象世界与幻想世界所具有的意义时，似乎由此也衍生出对语言的终极诘难：倘若语言正是“人成其为人”（即人类生成）的一种特定媒介，那么它似乎永远无法突破拟人化的桎梏。语言虽从自身展开一个日益丰富且精微的符号世界，但与此同时，它也愈发深深陷入自身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之中。它永远无法触及事物的真正本质，而只能以纯粹的符号代替它。怀疑主义的语言批判始终聚焦于此，其全部论证皆循此展开：语言并非认知的器官，也无法通达存在之本质。相反，正是语言不断地横亘于人和实在之间，不断编织“摩耶的面纱”，并将我们层层裹挟。若不能挣脱语言的缠缚，摧毁其构筑并维系的幻象，我们将永远无法触及存在之真理——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存在。因为即便是内在体验，语言也非但未能揭示，反而持续遮蔽其本质。当我们试图表达个体的内在存在，将其付诸词语之际，此种存在的终极意义便已消失殆尽。语言似乎始终承受着这样一个诅咒：它的一切揭示，皆是遮蔽；并且，必然如此。它越是努力令事物的本质呈现于意识之中，便越不得不对其加以重塑，甚至扭曲其原貌。对于语言的这场哀叹与控诉，几乎贯穿整个人类精神史——从认识论的批判到神秘主义的沉思，从哲学的辩难到诗人的低语，无不回响着这同一种悲鸣。

为何鲜活精神难现于精神之前？

灵魂甫开口，唉！已非灵魂本然。

然而，正是从诗歌出发，我们才能将那种对语言的哀叹与控诉还原到它应有的尺度。因为在真正的诗人语言中，那些被视为对立的元素达成了最高的综合与最纯粹的和谐：个别寓于普遍，普遍显现于个别之中。真正的诗性语言，尤其是纯粹的抒情表达，似乎正是对一切精神存在之谜的解答：最具个体性的内容，竟能成为某种纯粹普遍性的表达，既能完满呈现其内涵，又能彻底开显其意义。当真正的抒情天才道出某种情感时，他所呈现的并非某种已知的、既存之物，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独特存在——一种对存在的新创与极大丰富。然而，这种新颖性对我们而言并非外来异质物，反而仿佛自始就与我们血脉相连。内在的存在未被遮蔽，情感也未受阻滞；仿佛直到此刻，它们才真正获得了解放，通过语言显现出其最本真、最原初的形态。语言所蕴含的那种独特取向与原初力量，尽管常被抽象理论所忽视或忽略，却恰恰在诗人深邃的体悟中得以表达和确证。这也许并非偶然。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在那篇简短而精炼的文章《论言说中思想的渐次形成》中对此问题作出了深刻阐释。他认为，言说的功能绝不仅仅在于传达先已形成的思想，而是思想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媒介，是其内在生成的必要手段。语言并非只是将思想转换为词语形式的单纯工具，而是从根本上参与了思想最初的建构过程；它不仅外在反映思维的运动，更是其生成的动因之一。正如他所说：“观念并非先于语言而存在，而是在语言之中、通过语言而生成……对于真正的言说者，语言并非仅仅传达既成思想，而是让思想在言语之流中闪现与生成。语言既非桎梏，亦非阻滞精神之轮的刹掣，而是与之同轴共转的另一飞轮。”这一精妙比喻深刻揭示了思维与语言的本质关联：二者如车之两轮并驾齐驱。两者之间持续进行着能量的交互转化，而整个“心灵—精神活动的循环”正赖此生生不息，由此不断获得新的动力。

致谢：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生吕润生为本文翻译提供了许多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